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主体建设与整合意识
2016年02月15日 来源:《中国音乐》2000年第1期 作者:周凯模 浏览次数:535

    学校音乐教育是目前音乐教育学首要关注的问题,而推动中国音乐教育学发展的根本,实际是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如何建设的过程。关于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建设,自古至今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资源和理论建树。面对21世纪,该体系的建设是否可进入整合性的研究和实践,以使体系的建设逐步呈现完整清晰的中华主体风格,使其与其他异文化共同体的教育体系有母语文化实质的区别?在长期的教学、研究中,根据观察、参与和思考得出的经验教训,越来越感觉到,孤立地关注民族音乐教育的某一方面,对建设一个主体性完善的体系、提高民族的综合素质的目的总有较大距离甚至偏离其目的。如果换一种思维角度,立足于打通各个领域的相对封闭,使各方面成果和思想精华互动互补,完整体系的主体建设是否会有更深入的推进?  

    这种建设和推进需要强化整合意识。

    源起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和工具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在大工业流程分工细致的现代文明启示下,将学术——人的精神创造物也象物质生产流程一样细致分工,在各专业、各学科越划越细、看上去越来越精深、越来越尖端的学科专业研究,实际把整个人类文化分割成许多越来越互不相干的“领域”。为什么在当代兴起对东方哲学的关注?就是人们在发现世界已成互不相干的各种“领域”之后,人的精神家园反而出现深刻的恐慌和危机,人们呼唤整合、呼唤平等交融、呼唤“全球一体化”。而东方哲学圆融中和的整体观,在某种意义上为人们的心灵提供着内在的深沉依托,于是,整合不仅成为学术历史的当代命题,也成为人类精神价值需求的回归。

    这个现实,促使当代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蓬勃兴起,综合性的,交叉互渗的边缘学科层不出穷……这是世界从分离重新走向整合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逼使人们不断扩展理论思维空间,呼唤所有学科进入空间共享,在共享的空间之中互动互融,彼此打通。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学派和学科都不可能占有所有正确的空间,只有在打通的基础上寻求深沉意义的整合……一种“不同而并立”的多元融通关系,才可能尽量地靠近人类较理想的存在状态。在此历史背景下提出建设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整合意识”,其学术取向也就有不同以往的特殊意义。在关于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建设中,目前有三个层面尤其要强化整合意识——  

    1、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与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基础层面的整合;

    2、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中“学校规范教育”与“民间自我传承教育”——结构层面的整合;

    3、民族音乐教育与中华母语文化以及与全球一体化——终极目标的整合。

    强化这三个层面的整合意识,对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母语文化主体风格的建立可能产生根本性的推动。

    一、民族音乐教育模式与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基础层面的整合

    民族音乐教育模式的形成,有赖于民族音乐教育系统理论的形成。没有深厚、系统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成果,办民族音乐教育需要的民族音乐教材、民族音乐课程和民族音乐学科三大系统的建立就没有坚实的主体文化依托。反之,这三大系统如果不是建立在坚实的母语文化之上,其母语文化教育体系的建立只可能是相距遥远的理想。要在根本上改变依托在异文化教育模式之上的中国音乐教育现状,首先要高度重视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成果在各专业、各学科中向教材体系、课程体系和学科体系的转化,从根本上改造目前音乐教育的“单语化”、“外语化”为主的倾向,走出中国音乐教育以母语文化为主体语言的第一步。

    也就是说,就建设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而言,民族教育模式的建设和民族理论系统的建设是不可分割的主体建设整体,其中,以整合意识打通这两个长期处于分离状态的基本学科又是建设的关键,而沟通这两个基本领域的建设性操作主要取决于整合意识的趋导。整合意识的自觉推动,将可能改变两个领域长期遥遥相对的局面,在打通的基础结构中相互迅速吸纳、成果互换,形成综合整体,使教育体系的基础建设始终有坚实的母语文化理论成果依托,以保障主体风格的稳步确立,不致总在深刻的或表浅的“他势”文化思潮和教育体系的冲击下,寻找不到自身坚强的主体定位而使既定目标的实现遥遥无期。中国近百年来的教育史教训深刻,在当下仍有深重的阴影,为此我们应保持高度的警惕。

    二、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中“学校规范教育”与“民间自我传承教育”——结构层面的整合

    这里的结构,不仅指政府办的“学校教育”这单一系统结构。这里提出的教育结构是“学校规范教育”与“民间自我传承教育”合二为一的双系统整合结构,这种整合结构才是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全结构。因为,中国民族通过生生不灭的民俗活动及其他方式世代沿习的自我传承教育,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艺术最本质的本土教育方式。她的生命力的强大和坚韧、影响的广泛和深远,远远超出学者们在书斋里“杞人忧天”的想象。只讲一点人类学事实可说明这一点:至今云南25个少数民族,没有一个民族没有继续存活着他们自身独有的自我传承方式,虽然今天的方式由于经济、社会、生态等等原因和“古老”的方式有相当的变异,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似乎增加了许多“现代”内容,但她依然活着,并依然对各民族的精神世界、物质世界和民族凝聚力产生着强大的影响。因为,各民族不同形式的民俗活动、信仰活动的客观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而民俗活动全民性的号召力是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的自我传承方式的顽强存在。当然如果用西洋学校教育的教化手段标准来衡量这种传承事实,可能得出另外的结论。但我们换成本土角度,用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高度尊重每一民族自身的价值选择和审美传统,别用异文化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我们将发现,每一民族的文化都有她独具的美,每个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都有她特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几千年几万年生生不灭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客观存在就是事实,我们不能熟视而无睹。这就是我们今天强调要用整合包容的意识而不只用单向思维意识来确定建设目标的缘由。

    在和不止一个国家的人类学者及艺术教育家的交谈中,大家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广泛流传的“抢救”民族遗产的观念,已经在发展着的民族文化自我传承的生生不息事实面前自动逐渐消隐。大家意识到,“抢救”思想除有沙文主义色彩之外,其根本的偏颇在于用“博物馆”式的静态观念来对待发展着的民族文化传承事实,往往把正常的“文化变迁”激进地看着“消亡”。事实上,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在自己特定的生态环境中,遵循着自身的传统和当下存在的需求,不断进行着自我认同的发展和变化,并根据这样的变化调整着该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和传承方式,无论使用当代高科技方式或是“古老”的口传心授方式,原理一样。

    中国教育学要研究的课题,除学堂教育外,真是要切实关注各民族文化传统如何在今天的复杂文化生态中、在课堂之外以何种传承方式顽强地存活着。因为,这一存在是学校规范教育所需要的民族民间乡土教材最根本的源泉,没有对这一存在的有意识关注、支持和研究,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所依托的母语文化土壤就将大量浪费和流失;反之,不吸收、体现中华民族固有的、独有的各种传承方式,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区别于异文化教育体系的主体风格始终难以确立。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我们都不可再忽视民间自我传承方式这一带根本性的教育资源,以整合的眼光,将学校规范教育与民间自我传承教育两大系统均视为中国民族教育体系有机的基本结构去研究和建设,这是我们在跨世纪的音乐教育研究中可能有重大突破的战略性选择之一。

    三、民族音乐教育与母语文化以及与全球一体化———终极目标的整合

    从终极意义上讲,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在基础和结构层面的整合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如何通过这些层面的整合逐步建立较完整的、各民族传承方式多元并立的“母语文化系统”,这个目的还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应该是:如何在高科技必然带来的“全球一体化”新型文明中,坚持和强化“母语文化”的主体地位。因为,有强势的主体文化,才能在全球一体化“不同而并立”的共融文化生境中具有平等的权利,有了平等才有尊重,才不被任何殖民主义文化所歧视甚至取代!  

    中国音乐文化如何在21世纪“全球一体化”的新型文明中坚持和强化其主体地位,是21世纪摆在所有中国音乐教育学者面前的重大问题,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她实质上面临的是中国音乐主体文化在当代文明转型中的价值重建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沉重。沉重,意味着它将不可避免地要向以往价值体系提出某种挑战。当然,这挑战不是传统观念中的“斗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消解”,而是如本文前面所关注的问题那样,以建设的姿态,在对母语文化传统的深入研究和清理中,在对古代文明、现代文明已不适应当代文明的历史局限的思考中,去寻求和建立在当代以及未来的新型文明中能够合理存在的新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首先要追问,21世纪的“中华母语文化系统”与传统的母语文化其内容和价值取向有何不同?生成于血缘社会(族群、宗族)、地缘社会(民族、国家)的价值系统,能否解释信缘社会(高科技信息时空)的价值取向?信缘社会的价值体系,对还处于血缘社会、地缘社会状态的社区和族群又应采取何种态度?具体地讲,目前人类还处于多种文明状态并立的当代社会结构(高科技社会、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农耕社会及畜牧业社会多元并存),价值系统的凝固化,价值标准的一元化、中心化究竟还有多少价值?需不需要重建?需要的话,又重建什么?例如,以往认为代表中国“主流文化”的儒道释系统,面对“母语文化”的当代转型,该系统将如何面对他者强势文化?从中国音乐史教科书上记录的自西乐东渐“学堂乐歌”以来的当代音乐史,与民族民间集成考察中发现的中华民族的当代史实还存在巨大差异这一事实来看,中国传统价值取向的历史局限应该引起音乐学者和教育者高度警醒。学科立足点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调整:1)、无论是对欧洲或非欧世界的经典文化和科学经验,应一律予以同等尊重并兼收并蓄,广泛吸纳;2)、在高度尊重世界经典的前提下,根本目的是建设、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母语体系。因此,音乐历史、音乐教育和母语文化的价值重建任务十分艰巨。虽然有许多前辈和今天的学者一直在为改造这种状况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努力,但事实上离根本的改变还相距遥远。

    这些问题的沉重逼使我们不得不将意识提升到更宏观的整合状态中去思考。首先要理顺“全球一体化”与母语系统和民族音乐教育主体建设的内在联系。

    全球一体化”显然涉及的是全球性问题,这就提醒我们,不能将当代文明转型和价值重建只视为一个民族、一个学科的事。全球性问题不仅引起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影响着哲学界的深刻反思。当代俄国哲学家在近年的研究中发现了中国哲学的魅力和潜力,提出:“中国哲学代表的是一种西方人不了解的思维方式。只有把西方、东方和俄罗斯的哲学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完全的哲学方式,全球性问题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所代表的哲学。”中国哲学圆融通透的整体观,积极促使世界各种哲学传统走向有机整合,这种哲学背景下的“全球一体化”趋势,正如不少敏锐的人类学家指出的那样,不能用经济学的“全球一体化”替换文化学的“全球一体化”,因为经济学的价值标准不能等同于文化学的价值标准。就如产生在“生产力低下”的古老社会的荷马史诗,谁能说她的艺术生命力在许多高科技时代的“辉煌作品”之下?!这样的前提使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更深刻地注意到,文化的全球一体化绝非一元化,文化的全球一体化正如当代哲学领域呼吁的那样,她将体现的是世界各文化共同体在“不同而并立”的整合价值观前提下的“多元共融”,她与“高科技一体化”共同形成当代文明互为补充的整合关系。这种“多元共融”的新型社会结构,不是各主体文化的消隐,而是迫使各主体文化在更完整独立层次的高扬。因为,这种社会结构使各个文化群体再不可以关起门来自言自语,谁也无法回避在高度开放(高科技媒体)的共同体中的对话。这种层次的对话,前提就是你要有别人珍视的高品质的独特话语,才能获得平等的尊重和存在。从这个意义看,“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归属,与母语系统和民族音乐教育主体建设的终极目标,具有实质性的内在一致。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只希望追随别人的话语为宗旨去参与对话,那恐怕将在全球一体化新型文明中,从根本上丧失自己在“多元共融”中的主体地位。这使我想起周文中教授不止一次叮嘱我们的话:“永远要清醒,别人尊重你、善待你,是因为你有别人难以取代并且是强大的东西。如果一味模仿,一味追随,模仿得再到位也是别人的东西,别人不一定在心里看得起……。”这是周先生在异国他乡闯荡奋斗大半辈子总结出来的生存哲理,我把这看作是中国学者在任何情形下、任何研究实践中都可引为警言的主体性前提。

    高扬的主体意识,开放的整合思维,将不断提醒中国音乐教育建设,始终与母语系统的主体建设和全球一体化建设的终极目标保持一致。在当代文明转型的跨世纪建设过程中,自觉地继承本土传统,清醒地认识历史局限,努力地打通层层封闭,在整合全球文化经典的探索中,期待着中国音乐教育的主体价值重建有实质性的、根本性的推进。

       

    吴炫“观点”。吴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博士。

    参见王耀华文:《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形成、发展及其启示》,《中国音乐》1999年第2期,第1-4页。

    参见张百春文:《当代俄国哲学研究的十大领域及其主要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99第3期,第8-15页。

    全国办音乐教育的学校都可以此思路去建设音乐重点学科或民族音乐重点学科,数年数十年后逐渐有所积累,逐步改造现行模式。

    参见《中国音乐》1999年第4期周凯模的《一个自我传承的故事》

    参见注③。

    周文中教授, 1923年生,当代亚洲四大音乐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主任,美国国家文学院终身院士。本世纪50年代中期,周文中的作品由遍及全世界的管弦乐团演奏过。80年代以来,主要社会活动从音乐、艺术的国际交流扩展到文化、经济、生态等领域,从事全方位的传统文化生态保护活动。

       

                                   文章来源:《中国音乐》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