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三国东吴的长江防线
2017年07月03日 来源:《世界军事》 作者:郭晔旻 浏览次数:988

题目:细说三国东吴的长江防线

作者:郭晔旻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7年六月下,第52~56页

  《三国演义》在中国称得上家喻户晓,小说里,刘玄德三顾茅庐之时,诸葛孔明献上著名的《隆中对》,并对刘备说,“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其中,孙权所占“地利”,正是孙氏割据江东近百年所依仗的长江防线。本文就来说一说东吴的长江防线。

全据长江

  向来都说,赤壁大战前的孙权坐领“江东六郡”。其实,这六郡之中的庐江郡(郡治安徽省庐江县西)在长江以北,真正位于江东的只有五郡,即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会稽郡(郡治浙江省绍兴市)、丹阳郡(郡治初在宛陵,后移至建业,即江苏省南京市)、豫章郡(郡治江西省南昌市)、庐陵郡(郡治江西省泰和县西北)。

  通过据有吴郡、丹阳和庐江,孙权基本掌控了长江的扬州段,可以凭借长江中下游江阔水深形成的天然阻隔,阻止北方敌军的南渡。但这条防线并不完整,主要的弱点在于,地处上游的荆州并不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若有敌军顺流而下,对江东孙氏威胁极大。建安13年(公元208年)秋,曹操率领大军讨伐荆州,刘琮举众投降。闻此消息,东吴的大臣们多劝孙权向曹操上表请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艨艟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曹操占据了东吴上游的荆州,长江天险已非东吴独自占有,曹操可随时率水陆大军顺江而下,直驱东吴的心脏地带。因此,东吴的大臣们才劝孙权向曹操上表投降。

  早在孙策起兵前,问计于名士张纮,规划了“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扶汉室”的宏图。孙策功未竟而早逝。孙权继立,再次确立了“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夺取荆州,全据长江也成为东吴存亡之所系。

  赤壁之战,孙刘联合击退曹军,是东吴第一次凭借长江天险以御北敌。从战后209年到219年,由于孙刘联盟的建立,孙权着力经营扬州段的长江防务:从吴(苏州)徙治秣陵(南京)、建石头城、修濡须坞,并抵御了曹军数次攻击。位于合肥以南的濡须建造在濡须水与长江的汇合处,在这11年里,此地几乎是无年不战,孙权时不时由濡须越巢湖发兵北上至合肥,把曹操的注意力牵制于此,以巩固长江防线。

  但孙权对现状并不满意,主要原因仍是荆州问题。立足东南的政权,必须恃荆襄为上游屏障方可立国。而赤壁之战后,在天下三分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地区形成了一个小三足鼎立的局面:曹操占据荆州北部的襄阳、南阳,孙权占据荆州东南部的南郡、江夏,刘备占据荆州西南部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存在矛盾,差点兵戎相见。后来,尽管双方达成协议,孙权把南郡(治江陵)交给了刘备(这就是《三国演义》中刘备借荆州的由来),刘备将湘水以东的长沙、桂阳二郡交给孙权,但江东政权的主战派如周瑜、吕蒙等人,始终认为镇守荆州的关羽“居国上游,其势难久”,主张攻取荆州,全据长江天险。

  219年,吕蒙白衣渡江,夺取荆州后,东吴当年就据屯沿江要点,布防江陵(今湖北荆州)、西陵(今湖北宜昌)和公安(今属湖北)。221年,孙权更是迁都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222年,夷陵之战,陆逊大破刘备,巩固了长江上游。至此,东吴终于得偿所愿,拥有了自峡口到长江入海口的完整的长江防线。

舟师之利

  这条防线的戒备,全赖水军,即“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较之魏、蜀,东吴的水军装备精良,实力最为雄厚。

  东吴地处东南,傍海临江,河湖密布,水道纵横,素有“水乡泽国”之称,自古以来,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就以习水便舟著称。汉代的《淮南子·齐俗》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便是指此而言。赤壁之战前,周瑜用来说服孙权抵抗的理由也是:“(曹)操弃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言下之意是说,江东百姓一向以习水便舟为长,非中原人所能及。

  东吴的造船业十分发达,所造船只种类繁多,如艨艟、斗舰等大型楼船,“望之若山”,且设计精巧,装备齐全。其中的艨艟,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主要用来冲撞敌船。斗舰“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船下开掣棹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士。前后左右树旗,幡,金鼓”,小型斗舰能载84匹马,大的可坐3000人。在东吴境内,更有多处规模宏大的造船场,如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临海(今浙江平阳县)、番禺(今广州市)与南昌近郊的谷鹿洲,是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设有负责督造的专职官员。

  东吴水军的强大,从其三次航海中可见一斑。孙权在黄龙二年春,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嘉禾二年三月,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等将兵万人,乘海授渊;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澹耳(在今海南岛)。这些动辄上万人、航程上万里的海上活动,没有相当实力的水军作支撑,是绝难实现的。

  当时的东吴为克敌制胜,甚至发展出了据水为势,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的舟师陆攻战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水上优势,取得了不少重大胜利。吴军习水善战之名,因此深为北人忌惮,魏明帝曹睿曾说:“(孙)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几掩不备也。”日后的晋将羊祜也说,吴之“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曹魏自以为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鄙称吴蜀为“蕞尔小国”,但对吴之舟师固守的长江防线无可奈何。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亲自统率精兵10万出广陵(今江苏扬州),临江观兵,慨然有渡江之志。然而,面对长江滚滚波涛和吴军的严密设防,畏而却步,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终魏之世,北兵不能越江半步。

要点守备

  东吴的长江防线,“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为了加强各个防区之间的联系,孙权曾专门组建了一支舰队,往来巡视长江上下游。何处遇警,舰队就支援何处。另外,还沿江设置了烽火台,“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

  但是,这毕竟是一条绵延数千里的防线,虽然东吴为确保长江防线的稳定,在沿江各重要据点均设置了军镇督,军镇督平时主要负责所戍守据点部队的训练、防守和军事设施的修筑,战时可单独率领军队出击,或是协同附近其他据点的军镇督共同出击。但是,沿江处处设防,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正如当时东吴谋臣所认为的那样:“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整条防线看似距离很长,但紧要之处则不过数个,只要将这几处战略要地防守好,整条防线即可保无虞。这几个战略要地分别是下游的建业(南京),中游的武昌和上游的江陵。东吴正是依靠这几个基本战略要地为依托,构筑起整个长江防御体系。

  建业乃国都(东吴国都之一)之所在,吴、会又是江东大族利益之所在。因此,扬州江防是东吴重中之重。东吴最早的统治中心是在吴(苏州),孙策、孙权在吴总共有十三四年。但是,吴的地理位置太偏南,距江岸较远,离长江中游更远,不利长江防线的形成,而且东吴以水军立国,统治中心附近必须有大江、大河和良港,吴缺乏这些条件。因此,在赤壁之战时,孙权就从吴迁到其西北江边的京城(今江苏镇江市),但该处太偏下游。而建业“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这应该才是孙权建都建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一方面,东吴庞大的水军需要基地,另一方面,国都有了水军的保护才能更加安全稳固。以建业为核心的扬州江防区,范围自皖口(今安徽省安庆市)到京城(今江苏省镇江市),其中的濡须与京城(与广陵一江之隔)为扬州江防之关键。两地分别是上下游拱卫京畿的屏障。濡须督先后由蒋钦、周泰、吕蒙、朱桓等名将担任,京城则主要交由宗室世代镇守,足见其重视。

  长江中游方面,武昌位于东吴长江防线的中部,一旦爆发战争,上可迅速支援上游的西陵,下可回防下游的建业。同时,东吴水军还可由距武昌不远的夏口溯汉水北上,威胁曹魏的荆襄地区。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孙权和孙皓统治时期,这里曾两度做过东吴的国都(武昌之名,取“武运宏昌”之意),229年,孙权还都建业后,武昌仍作为留都,由丞相陆逊辅助太子督守。

  至于江陵,是荆州的中心,西防巴蜀,北备襄汉。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江陵的战略地位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东吴多位宿将世代屯兵于此,219年起,朱然及子朱绩,相继驻守江陵和乐乡,至270年朱绩去世,才由陆抗取代。229年开始,步骘及子步协、步阐相继督西陵,而诸葛瑾则自219年起屯戍公安,死后,其子诸葛融承之。

  对于长江防线的守卫,东吴可谓竭尽全力,其主力部队尽数投入江防,留守腹地州郡的兵力极少。如黄盖领武陵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因此,东吴每每讨伐山越,都要调动江防部队。黄武三年(224年)就出现“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撤”的情况,实在是称得上以举国之兵守卫长江。

缘何崩溃

  但是,在280年的西晋六路大军灭吴之战中,这条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长江防线,却几乎是顷刻间土崩瓦解了,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从根本上说,东吴末年,孙皓倒行逆施导致上下离心,决定了江东政权气数已尽。连晋人主张伐吴的一个理由也是,“令(孙)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不过,长江防线本身存在的缺陷也不容忽视。

  实际上,西晋时期的名将羊祜就看出了这个致命缺陷,在《请伐吴疏》里指出“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国都建业、留都武昌及太湖流域的经济区都紧靠长江,长江防线一处被突破,敌便已入其心腹,不可挽回。虽然东吴方面也意识到这一点,经常依托水路进兵,向魏国边境地区实行短促的外线出击,以争取局部主动。合肥城南临长江、巢湖,北离魏扬州治所寿春200里。其地理位置,东吴志在必争。但吴军多次北伐,都折戟于合肥坚城之下。早在建安20年(215年)八月,孙权亲率10万大军围合肥,魏将张辽、李典、乐进趁吴军登岸、诸军未集之机,率步骑七千奋击,孙权败退,这就是《三国演义》中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平心而论,平原野战,东吴的水军陆战队实在不是魏军对手,所谓“国之兵力不足北向以争中原者,知车骑之地,非南兵之所便也”。

  与东线类似,在今天的湖北方面,东吴的长江防线同样有隐患。湖北主要是通过东、北、西三个方向,与其他战略要地发生关系的。这三个方向均有延绵的山脉,将湖北相对完整地围起来,长江和汉水向这三个方向延伸至境外,成为它与外部的往来孔道,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正如顾祖禹在涉及湖广的方舆纪要中分析的那样:“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这实际上指出了湖北地区的三个重心和各自的战略意义。

  偏偏被顾祖禹视为最重的襄阳,始终不在东吴控制之下。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会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而从襄阳向南,沿汉水河谷穿越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空隙,可趋江陵,从襄阳向东,穿越大洪山与桐柏山余脉之间的空隙可通武昌。襄阳之北属魏晋,对东吴而言实在是如鲠在喉。西晋羊祜经营襄阳时,控制汉水河谷两侧的山地险要,也就控制了襄阳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东吴屡屡北攻以争襄阳,都未能获利。

  实际上,吴亡前八年(272年),长江防线已经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当时,东吴西陵督步阐据城降晋。步氏家族在西陵经营几十年,实力不容小觑,晋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也从襄阳统兵八万出击江陵,以救援步阐。而当时坐镇江陵的陆抗(陆逊之子),只有三万人马,却要北据东阮,还要讨西陵。严峻的局势迫使陆抗孤注一掷,只留少量部队坚守江陵大本营,自己身率三军,先破西陵又败晋师,方才化险为夷。

  陆抗自知取胜有其侥幸之处,事后,一方面上书孙皓要求增兵三万,以补足荆州守军八万之数。另一方面,也意识到长江形势如一字长蛇,颇有顾此失彼之感,任何一点被突破,皆足以影响全局,遂警告孙皓,长江天堑不能阻挡晋军的进攻,地利并不可恃。日后的事实确实如此。公元280年,晋军六路并进,水路齐发,进占东吴沿江要地武昌、夏口、江陵等地,将吴军的江防截成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结果如陆抗所料,“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最终导致了整个防线的崩溃与“吴土之化为晋域”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