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难封非“数奇”
2017年07月17日 来源:《世界军事》 作者:汉卿 浏览次数:209

 

题目:李广难封非“数奇”
作者:汉卿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7年七月上,第68~70页
  司马迁对李广的态度及其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的记述,深刻影响了后人对李广的认识,使其成为人们心中理想的将军。一如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所传达的那样,人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有李广这样的将领带兵,就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此同时,李广悲剧的命运结局,又常常令人扼腕叹息。王勃的名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直被视为为李广不能封侯鸣不平。那么,问题来了,李广真的杰出吗?李广真的委屈吗?且让我们以史为鉴,重新对李广的功过是非进行一番梳理。

率性而为

  出身军人世家、精于骑射的李广,历经汉文、景、武三朝,长期守卫汉朝北方边境,纵横沙场近半个世纪,与匈奴展开过大小70余战,守边的跨度从渤海湾到今甘肃天水一带,历任西汉北部边境八个郡的都尉、将军、太守等要职。应该说,如此丰富的经历,李广对匈奴的情况应该非常熟悉,但《史记》却始终没有记载过李广在匈奴问题上,向汉廷献过什么策、进过什么言。因此,他很可能是一个只知厮杀而乏于洞察的一介武夫。
  在与匈奴多次交锋中,《史记》表述更多的是李广武功高超、骁勇善战的一面,而其治军方略以及指挥才能则鲜有论述。据《史记》载,李广行军打仗不讲究军队编制和行列阵势,部队途遇水草就可驻扎,也不安排巡逻防御,“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如此一来,军士们虽然便利了,但如果敌人突然发动攻击,仓促之间必然难以迎战。因而李广才会出现统兵作战多次陷入困境,甚至有被匈奴生擒活捉、舍命一搏方才侥幸脱险的经历。北宋司马光曾言,治军务须始终从严,李广领兵作战,使人人自便,以李广出众的才能,这样做或许可行,但后世切莫效法。
  李广的任性而为还不只表现在治军上,更可怕的是表现在战场上。据《史记》记载,李广为上郡太守时,曾因追杀三个匈奴射雕者,与匈奴数千骑大部队遭遇。“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李广反令他们迎上去,然后下马解鞍,“纵马卧”。匈奴军以为他们是汉军的诱兵,“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匈奴军退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史书常常把这一战例,当作李广用智慧及神勇战胜匈奴的论据而广为传颂。然而,细想起来,李广逞一己之勇,其实已将自己及大军置于危险之地。首先,李广亲率百余骑追杀三个匈奴人,说明自负其能的性格使他忘了自己一军主帅的身份,也忘记了当时朝廷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其次,当遭遇数千匈奴骑兵时,李广实际上已无退路,只能冒险前进到离匈奴二里远的地方,以“皆下马解鞍”来迷惑敌人。或许有人会拿《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来与之比对,但实战不是传奇小说,况且诸葛亮当时是无兵可用迫不得已,而李广身后却有一支大军。倘若匈奴识破李广之计策,他要么被俘,要么战死,大军也可能因群龙无首而全军覆没。
  武艺高强,作战勇敢,无疑是李广的优长。然而,“将不在勇而在谋”,为将之道绝非为逞个人之强,而是为求得全局的胜利。

有勇乏谋

  《史记》称,李广“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李广的勇力由此可见一斑,而其有勇乏谋亦不乏例证。在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时,李广在叛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斩将夺旗,解救了汉景帝的胞弟梁王刘武,为此梁王特授他将军印。当时,西汉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明争暗斗,汉景帝早已把地方诸侯视为心头大患,他对朝臣和将领与诸侯的私下交往十分敏感。而梁王又非比其他地方诸侯,他自恃窦太后的宠溺及平叛中的功劳,恣意妄为,甚至觊觎皇位,此番私授李广将军印,笼络人心及扩充势力之意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李广却浑然不觉。不得不说,汉景帝对李广产生“私党地方诸侯”的疑虑,是其景帝时代未能封侯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即使到了后来的武帝时期,李广领兵之数始终未过万人,也与此事有暗合。
  李广善于拼勇力、拼武功、拼箭法,但用兵之谋的不足,却使他的军队或被敌人包围击溃,或全军覆没。元光五年,李广率军万骑出雁门击匈奴,战前既不派侦骑,战时又未布置左右两翼护卫,只管一路猛打猛冲,结果被四倍于己的匈奴骑兵包围,自己被俘,全军覆没。元狩二年的战役,《史记》虽然描写李广如何善射,如何临危不惧,却没有任何关于李广出谋划策,发挥全军整体作战功能和突围的记载。当然,《史记》也不乏李广足智多谋的记载,如上述李广遭遇匈奴数千骑兵时的随机应变,以及元光五年李广兵败为匈奴生擒后夺马逃走等。但这种随机应变之“急智”与李广为逞一己之能而弃大军于不顾的“大愚”相比,的确不足道之了。
  性格决定命运,李广的命运结局亦与其性格中的弱点息息相关。李广赋闲时,一次去城郊应酬,不觉晚归,至霸陵亭,而喝醉酒的霸陵尉不让他进去。李广为此怀恨在心,被重新起用后,他请求霸陵尉与他一同赴任,到军中就把他杀了。这等睚眦必报的行为,为世人所诟病。与之相比,同时代的丞相韩安国对比霸陵尉更刻薄的人,就显得格局大多了。据《史记·韩长孺列传》记载,有一次韩安国犯法坐牢时,被一个叫田甲的狱吏羞辱。韩安国道:“你就不怕我死灰复燃?”田甲回复道:“你复燃,我当洒尿灭之。”后来,韩安国被免罪拜为梁国内史,田甲去向韩安国认罪。韩安国幽默称,“你现在可以撒尿了”,最终未计前嫌,善待田甲。李广终身未得封侯之赏,而韩安国却高居宰相之位,其实这样的结局,早已在他们不同的行事方式中种下了各自的因果。

功勋不着

  从史料中不难发现,文景两代的汉廷都对匈奴实行战略防御方针,其基本特点是依靠关塞亭障的庇护御敌。匈奴骑兵虽擅长远距离奔袭,但攻坚则非其所长。因此,依托关塞亭障作战,虽难以有效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但能有效遏止敌之进攻,避免败亡之厄运。据《史记》称:“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这段记载折射出,名将李广其实在文景时期积功甚微。如果功勋卓著的话,《史记》不会用“以为”二字。
  此外,再来看看西汉将领封侯的两条标准:一是,捕斩敌之首领、贵族、官员和将领等重要目标;二是,斩敌千级以上。当然,这两条封侯途径往往还有附带条件,如斩敌千级封侯,并不是只要杀了一千个敌人,就可以封侯。如果己方伤亡与敌相当,或没有取得胜利,打了败仗,即使斩敌超过千级,也不能封侯。在依靠关塞亭障御敌时期,李广是防御方,积功不可能太大,斩杀千人之功亦是欠缺的。
  然而,司马迁把李广不封侯的原因归结为“不遇时”和所谓的命数“数奇”,后人也有把原因归咎于汉武帝和卫青的任人唯亲。据《史记》记载,李广自汉文帝14年(公元前166年)以良家子从军击匈奴,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与匈奴漠北大战因失道延误战机自杀,前后长达47年(其间,公元前129至前127年因被俘获罪,居家两年)。李广历任中郎、陇西都尉、骑郎将、骁骑都尉、上谷太守、上郡太守、陇西太守、北地太守、雁门太守、代郡太守、云中太守、未央卫尉、骁骑将军、右北平太守、郎中令、后将军、前将军等。从他参战的时间之长,担任的职务之多、转战的范围之广来看,杀敌立功的机会应该是很多,不能说是生不逢时。
  那么,李广在与匈奴作战时的表现又如何呢?李广五次领军出塞作战,要么被俘,要么迷失道路,要么损兵折将乃至全军覆没,最好的结果也是功过抵消。军功对他来说,真有点可望而不可即。说李广“不遇时”,似乎不能成为理由。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匈奴对李广特别畏惧,送其“飞将军”称号,每次与之作战,要么避而远之,要么集中优势兵力来对付他,客观上造成了李广难以杀敌立功。
  然而,真正的悲剧却是,李广为了积功反而延误了战机,落得“引刀自刎”的结局。漠北之役时,李广已60有余,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秦汉时代,对于一个要拼杀疆场的将军来说,这不能不说的确太老了。而在此之前,李广的历次战场表现又难以服众,使得汉武帝对他的军事才能产生了怀疑。在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战役上,让一个屡次失利的老将作前锋自是不合情理的!于是,汉武帝让卫青将李广调作偏师,亦是出于对整个战役全局的考虑。而当时知道内情的李广却立功心切,不听号令,不带向导就率部出发,结果迷失道路,没有及时参战,致使卫青军团与匈奴单于接战痛失良机,“单于遁走”。李广触犯军纪,卫青并未追究,只是派人询问李广迷失道路的缘由,并向汉武帝呈报。然而,李广却“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做出过激行为,含恨自刎。由是观之,不适应主动进攻战略以及败多胜少的战绩,才是李广不能封候及结局悲惨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