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历史真相
2017年12月31日 来源:《世界军事》 作者:赵恺 浏览次数:50

 

题目:“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历史真相
作者:赵恺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7年十月下,第78~82页
  随着电影《敦刻尔克》的热映,那场二战中因“敌前撤退”而闻名于世的战役,再度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应该说,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对参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国陆、海、空三军士兵甚至平民的心态,均拿捏得非常到位,在叙事手法和镜头运用上更是炉火纯青。不过,短短107分钟的电影,留下的空白依旧很多。借此片上映之际,本文将结合长期以来坊间流传的一些对敦刻尔克战役的误解,为读者还原其背后的历史真相。

盟军缘何迅速溃败?

  1939年9月1日,德国借口波兰拒绝与德国商讨波境内德侨民安全和两国边境等问题,并在边境地区袭击德国防军,向波兰发起全面进攻。英国、法国随即援引此前与波兰签署的《安全保证条约》,向德国宣战。西方史学界定义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全面展开。此后短短一个月内,号称“欧洲第四陆军强国”的波兰便土崩瓦解,至10月6日,“波兰战役”宣告结束。

  在“波兰战役”期间,对德宣战的英、法,始终在西线保持防守姿态,被西方史学家称为“静坐战争”。后世由此纷纷指责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长期推行“绥靖政策”,最终养虎为患,在关键时刻更失去了放手一搏的勇气,白白错失了德军主力集结于东线,西线空虚的大好良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法,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强大,除饱受一战期间国力透支和人口锐减等困扰以及被席卷全球的“大萧条”重创外,二战爆发前,英、法还存在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及国内各种政治思潮动荡等不利因素。
  长期以来,英、法都倚仗其海外的殖民体系获取廉价工业原料和劳动力,因而形成了以倾销快速消费品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系。正因为这一经济模式,英、法在经济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远大于德国。而经济的持续低迷,又进一步引发政治上的严重分歧。
  英国高举“费边社会主义”大旗的工党,不仅反对政府在一战结束后继续加大军费投入,更在对外事务中秉承理想主义信条,力推集体安全和所谓的“民主原则”,甚至直到1935年大选时,工党还在指责保守党政府重整军备的决定是对“世界和平和本国安全的威胁”。激进的工党议员甚至喊出了“关闭征兵站,解散军队,解除空军的武装”,“废除整个可怕的战争设施”的口号。无奈之下,1935年11月,张伯伦在反驳工党反对重整军备的主张时,不得不说:“我们的政策是要防卫而不是要视若无睹。”正是在工党的反对声中,在1939年之前的六年时间里,英国军费开支仅为德国的三分之一,法国则更少。
  与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两派拉锯的局面相比,法国的情况更为不堪。一战中击败宿敌德国的亢奋,令法军内部产生复辟拿破仑时代帝制和建立类似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右翼思潮,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此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也令法国共产党人跃跃欲试。在左右两股思潮持续对立和拉锯中,法国社会撕裂、人心动荡。甚至在向德国宣战后,法国总理达拉第还忙着打压法国共产党人。
  国力上的孱弱加之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倾轧,令英、法无力向德国主动进攻。只能在法、德边境地带集结军队,充作外交斡旋的筹码。而向来在外交领域长袖善舞的希特勒,在大举入侵波兰的同时,也不断摆出与英、法谋求和平的姿态。正是在这样外交烟雾的掩护下,德军在结束了波兰境内的战事后火速西调,紧锣密鼓地转入到对英、法的战争准备中。
  当然,英、法地面部队与德军展开对峙的同时,也不断通过自身的海上优势向德国施压。英国皇家海军在世界各地搜捕德国商船,一度逼迫深入南大西洋执行破交任务的德国海军袖珍战列舰“施佩伯爵”号,自沉于乌拉圭首府蒙得维的亚港内。由于担心英国皇家海军会封锁丹麦海峡,切断德军西出大西洋的通道,甚至深入波罗的海,阻断德国从瑞典获取优质铁矿石,1940年4月9日,德军发动代号为“威瑟堡演习”的军事行动,占领丹麦,并在挪威南部沿海登陆。
  英、法海军虽一度在挪威沿海重创德军,但海战的胜利无法改变英、法与德国在军力上的巨大差距。1940年5月,德军发动代号为“黄色方案”的全线进攻,以B集团军群,迅速瓦解了荷兰和比利时两国的抵抗,引诱英、法联军进入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地带,随后集结了德国陆军精锐装甲部队的A集团军群,则从阿登地区突然杀出,迅速包抄英、法联军的侧翼,切断了其退守法国纵深地带重新布防的归路,将对手赶入敦刻尔克地区。
  纵观这一阶段的战事,与其说英、法是输于“静坐战争”中的妇人之仁,错失良机,不如说是军力不足、战术呆板所致,德国高举“要大炮不要黄油”旗号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拥有着英、法难以企及的机动和作战能力,而一战后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容克军官团”,更拥有着英、法那些垂垂老矣的“一战英雄”所不具备的全新战术理念。

德军停止进攻之惑?

  德国陆军A集团军群之所以能迅速突破法、德边境地带,插入英、法联军空虚的后方,一方面是由于德军此时在战术空军运用、机械化兵团快速推进等多兵种协同领域,拥有其对手所无法企及的优势,另一方面,以曼施坦因为首的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精英们,事实上也是在进行一场豪赌。
  德、法边境的阿登地区,山路崎岖、森林密布,并不适于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道路条件要求极高的机械化部队而言,在行军过程中一旦遭到对方伏击,极易被迟滞在山间公路上,沦为头尾无法相顾的“一字长蛇阵”。正是考虑到阿登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中立国”卢森堡的反应,法国在构筑“马奇诺防线”之初,并未将阿登地区纳入其中。当然,在该方向上法军也并非全无准备,按照法国人的设想,先由驻守第一线的比利时陆军担任迟滞及阻击德军的任务,再投入纵深部署的四个法国骑兵师包抄德军侧翼。
  总体来说,法国对阿登地区的防御部署,与四年之后盟军欧洲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选择并无太大的异同。然而,此时驻守阿登第一线的比利时陆军,远没有日后独自阻击德军重兵集团的美军第101空降师那般精锐顽强。而法国骑兵师更不像日后驰援巴斯托尼的巴顿那般决绝和勇猛,最终导致阿登地区的防线迅速瓦解。
  即便是在1940年,突破阿登地区的德国A集团军群,也深受当地复杂地形的影响,导致步兵和炮兵部队的推进速度远远落后于装甲部队,不得不依赖战术空军承担火力压制任务,后勤补给更是时断时续。由于弹药和油料紧缺,一线德国各装甲师不得不收缩进攻矛头,以隆美尔所指挥的第7装甲师为例,1940年5月16日到17日,由于后方补给不畅,该师可以动用的进攻兵力,仅为一个坦克营和两个摩托化的高射炮连。可惜此时的法国陆军已被德国人的勇猛突击吓破了胆,本应在纵深承担阻击任务的多个步兵师和装甲师,均处于不战自乱的状态中。
  正是由于德军装甲部队在快速推进过程中,与后方部队存在着脱节现象,5月18日,德军指挥部首次命令右翼由霍特指挥的第3装甲集团军停止进攻,以等待后方的步兵和补给,但此时霍特麾下的隆美尔等师级指挥官普遍仍处于亢奋中,他们仅给予一线部队24小时左右的休整时间,便马不停蹄地继续向着英、法联军的侧后继续推进。
  5月20日,隆美尔所指挥的德国陆军第7装甲师,在阿拉斯遭遇英、法联军的一次战术反击,为打开一个向西撤退的突破口,英、法联军各自投入70辆坦克对立足未稳的德军展开突袭。英、法联军的这次进攻,虽然因没有步兵和空军的协同而功败垂成,但两军重型坦克优越的防护性能却给隆美尔等一线指挥官留下深刻印象。在此战中,德军第7装甲师所遭遇的损失为突破阿登地区时的四倍。
  阿拉斯方向的遭遇战,也令德国陆军高层大为震惊。英、法联军主力虽已被分割包围在了法东北部地区,但其战斗力仍不容小觑。反观德国陆军A集团军群,由于推进速度过快而与后方严重脱节,一旦无法阻击对方的进攻,不仅可能令英、法联军成功冲出包围网,更有趁势反包围德军的可能。在与德国陆军A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会谈之后,5月24日,希特勒下达了A集团军群在敦刻尔克以西运河地带全线暂停进攻的命令。
  由此可见,希特勒这一命令并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听取了前线将领的意见,并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后做出的。事实上,即便没有希特勒暂停进攻的命令,德国陆军要突破敦刻尔克以西的运河,也需要等待后方赶来的炮兵和辎重部队。更何况,当时英、法联军尚未做出从敦刻尔克后撤的决定,等待德军的将是一场敌前强渡的血战。然而,由于战后德国“容克军官团”为规避自身的战争责任,乃至粉饰自己的失败,无限放大了希特勒这一纸命令的作用,而作为德军暂停进攻获利的一方,英国之所以也不断强调德军暂停进攻一事,除借此营造出一种“天佑英伦”的宿命论外,更多是为了凸显希特勒的疯狂和愚蠢。

戈林争功导致错失良机吗?

  为凸显希特勒命令德国陆军暂停进攻一事的无理性,后世往往还会提及另一个纳粹德国的高层人物——空军司令戈林。在有关敦刻尔克战役的纪实文学中,均会出现戈林为了争夺所谓“战胜英、法的首功”,而利用私人关系向希特勒进言,要求将瓦解敦刻尔克地区英、法联军抵抗的任务交给德国空军来完成。
  这一说法流传甚广,甚至还能在德国的一些史料中得到印证。在5月24日下达给装甲部队的命令之中,希特勒及德国陆军参谋本部均提及,将敦刻尔克方面的作战任务交由炮兵和空军来完成,但联系上下文看,希特勒和德国陆军高层的真实意图是,在装甲部队暂停进攻、转入休整的同时,继续加大对敦刻尔克方面的炮击和空袭力度,并非指望空军独力摧垮英、法联军的抵抗。
  事实上,在整个西线战场,德国空军发挥了巨大作用。德国空军不仅在开战之初,迅速摧毁了法国、荷兰、比利时三国及英国派驻欧洲大陆的远征军的绝大多数航空力量,更以空降兵夺取了荷兰境内的多座关键性桥梁,帮助德国陆军迅速通过当地的河网地带。
  从空中摧毁对手停放在机场之上的战机,看似颇为简单,但却是需要高度组织能力的一种空军进攻战术,而空降突袭在当时更是前所未见的高纬度打击模式。德国空军能取得上述成果,固然是全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身为德国空军掌门人的戈林在其中必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似乎不应因人废事,完全因政治立场和个人私德,将其归入无能之辈的行列。
  随着德国陆军的高歌猛进,德国空军不断为缺乏炮兵跟进的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可以说,正是德国空军用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为德国陆军炸开了一条快速推进的坦途。凭借德国空军的卓越表现,戈林完全没有争功的必要,更何况他已经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由此分析不难看出,即便戈林真的提议,由德国空军独力展开对敦刻尔克的打击,也是鉴于德国陆军一时无力发动进攻,而空军仍有余力,坚持以高强度的空中打击来削弱对手,并非真的要大包大揽。毕竟,敦刻尔克地区还云集着盟军40万部队,光靠德国空军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
  不过,与地面部队一样,德国空军此刻同样陷入强弩之末的境地。一方面,高强度的连续出击,令德军的战机和飞行员都极为疲惫,亟待休整;另一方面,随着战线的推进,从本土机场出击的德国空军战机,已距前线越来越远,空中飞行所耗费的大量油料,极大地缩减了滞空作战时间。基于上述原因,德国空军对敦刻尔克地区展开第一次大规模空袭的时间为5月27日,而德国陆军已于一天前重启了攻势,而英国政府也于5月26日决定通过海运,将敦刻尔克地区的30万英国远征军撤回国内。
  从战术组织上看,德国空军对敦刻尔克的空袭依旧算得上成功,在空袭首日,他们便摧毁了当地的主要港口和码头设置,令本就水文条件不佳的敦刻尔克地区航运几乎陷入了瘫痪之中。无奈之下,英国皇家海军只能征集大量民间船只,从近海的沙滩之上转运惊慌失措的步兵。这种运输方式看似效率颇高,但实则是丢盔弃甲,逼迫英国远征军放弃了所有重型装备。
  客观讲,敦刻尔克大撤退,是英国远征军在一败涂地后的仓皇出逃。尽管在整个欧洲大陆作战期间,英国陆军人员损失不大(阵亡和失踪共计3457人),但在敦刻尔克等地撤退之时,却丢弃了足以武装20个师的重型武器,以致英国陆军在敦刻尔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无力抵挡德军登陆。不过,作为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工业的强国,要弥补上述损失,所需的不过是几个月时间而已。而作为一个岛国,英国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的抵抗,足以为陆军赢得重整旗鼓所需的时间。
  对英国而言,敦刻尔克大撤退真正的意义在于:其最大程度调动了民众的爱国热忱,为挽救被困海峡对岸的同胞,英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渔民、退役海员乃至普通人,都加入到这场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大营救之中。在敦刻尔克之后,主张削减军备的工党,转而号召全体英国国民投身到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去,各种本土防卫组织也在英国各大城市迅速组建起来。可以说,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成为英国人对这场战争参与程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